作为一个外来者，他观察到“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辛酸于中国人“无言而又刚毅”的情感表达。他以隐忍和克制的态度去叙述这个陌生的国家，最后与遇到的人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江城》与何伟
《江城》，是前《New Yorker》驻北京记者何伟（彼得·海斯勒）著名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另外两本则是《寻路中国》和《甲骨》。1996年，从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结束了本科和硕士学位学习的何伟，选择到中国的小城涪陵做一名志愿教师，《江城》则记录了这两年的教师生活，成为他书写中国的起点。
循环而向前的历史
何伟用陌生人的方式叙述着我们熟悉的一切，比如那些从长辈、老师到我们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早已被我们不断重复，嚼烂了揉碎了塞进脑核深处，很少被提起。甚至在那些因太过于熟悉，再不会在心中激起一点点波澜的历史里，何伟都读出了不同的意味。
白鹤梁上的雕刻，就像是任何一个古代文明兴盛过的地方一样。凡人力之所及的山石、岩壁甚至悬崖，在大自然的刀削斧刻之余，人类偏偏要去添上一笔。
去过泰山，读了不少题刻，有帝王典礼记录的洋洋洒洒，也有丢官失爵者独自往来的暗自神伤。
有道是：得志者春风洋洋，失意者自叹清高，高位者威风作态，庸人则到此一游。
正如皇帝会时常到泰山行祭礼，以求神佑，以保社稷。白鹤梁的题刻也一样，因为有了和神秘莫测的天意相呼应的神奇传说，于是成了皇帝谋求庇护和慰藉的仪式性地点。
在旅游景点，我常常觉得历代帝王之好笑，明明前朝覆灭之记忆犹在，却不取前车之鉴，仍然固执地选择在同样的地方祭礼并题刻，若是真有什么神灵，岂不注定重蹈覆辙？
我还在感叹重复有何意义的时候，在这些无聊的循环里，何伟看到了历史的不断向前的力量。
“历朝皇帝的代言人都会在这些砂石上留下题刻，而跟这些永无休止的循环紧密相连的，是人类历史径直前行的轨迹。”
“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
涪陵，被何伟描述为处在“变化边缘”的小城，是所有故事的起点。虽然在这样一个好像被遗忘的小城里度过他《江城》的全部两年，在再版的后记里，何伟还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描述：
“在过去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
第一是“接二连三”。
无论是师专来自农村的学生，还是身处涪陵小城的居民，从他们的上辈开始，就开始经历着时空压缩式的变革。
这些人身上经历过的变迁和背负着的历史，都是美国人何伟未曾体验过和难以想象的。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被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和包产到户过，被战争和饥荒洗礼过，被政治斗争裹挟过。
如今，这些人的灵魂又被市场和资本重塑着。
小城的单位体制要变，“纯粹打不破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各个单位都进行了改革，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带上了中国特色，逐渐发展成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奇怪结合体，不断地改变和重塑着孔老师他们的生活参数。”
文革的伤痛、三峡工程带来的家园流失环境破坏、城市单位制度导致铁饭碗的打破，对于这些接二连三的变革，大多数人倒是显得不那么在乎。
所以，第二是“冷酷无情”，这冷漠是何伟无法理解的，尽管他试图给出答案。
他将人们对三峡工程给生活造成的影响的冷漠归结为某种爱国主义的激发:
“这里的小团体很多，也不乏爱国主义，但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爱国主义的激发，既可能出于心系祖国的真情实感，也可能是因为恐惧和无知。你可以操弄这种恐惧和无知，告诉人们，尽管大坝可能会破坏江河与城镇，但却对中国意义重大。”
他将学生对于文革伤痛的无视看作是某种主动的选择性遗忘。
事实上，好多学生的父母都在“文革”中吃过苦头，但是在涉及到这些历史的短剧的表演中，学生开着历史的玩笑，“似乎没有人感到沮丧，这部短剧跟《仲夏夜之梦》或者其他任何喜剧一样，令人捧腹不已。”
于是，何伟说，也许“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而像是孔老师一样的小城居民们，他们变革中或者吃了亏，或者尝了甜头，他们“平和心态跟其他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在外人看来排山倒海般的种种变革面前，他们保持着出奇的平静。原因非常简单，他曾经历过的，比这还要糟糕。”
第三是“势不可挡”。
就像是三峡大坝拦截的江水一样，上升的水位不可阻挡，那些碑刻、房屋都将被吞没。
何伟感到遗憾，但是中国人，面对变化，则很少有这种的感情。
在为安置移民而营建的新城里，何伟反而感觉到某种类似于“希望”的东西。
“实际上，就算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阻挡了它的进程，那也毫无意义。在中国这个被人遗忘的心脏地带，我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举国大发展的隐喻，完美无缺。”
局外人眼中的陌生中国
在一些因为习以为常而获得了某种合法性的习惯中，何伟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观察反而更具洞察。比如对社会上给予女性的压力、语言中对女性的潜在暴力，以及集体思维在社会转型中造成的恶性循环。
在后半部，有一章具体叙述了何伟在中国的几个男性朋友结婚后的作为。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城里面结交的很多已婚男性朋友都在欺骗自己的配偶，而离婚对于涉事的女性来说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耻辱和骂名。”
同样的行为，男人被看做风流、有能力，女性则会被认为是“水性杨花”。何伟感叹，“就连语言都在捍卫男人，使他们的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指责。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显出性别歧视。”
看到学习优秀的女生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堕胎的女孩不得不放弃学业失掉工作、独身闯荡深圳的女孩子面对诱惑的抉择……
对于女性在转折期所承受的压力，他也深有感触，他说“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只不过让她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苦境而已。跟中国人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一样，女性的独立问题已经走到了转折点，但这个过程似乎尤其艰难。”
在对类似文革这些社会巨变的观察中，何伟认为集体思维有可能起到了某种助长的作用。“非理性的政治冲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受羞辱煎熬的人数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确信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
他的洞察是：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
隐忍、克制和同情心
书里也不止一次流露出某种不满的情绪。当校领导对学生剧目因为政治敏感的原因进行了阉割，他写道“错误和谎言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一旦没有了笑声，中国也就成了个阴森凄冷的地方。”
不过，何伟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从不扩大这种不满指向的对象，他的不满从来是针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而不是全部中国。
在某次与一个擦鞋匠的冲突中，这一点尤为显著。那一次，擦鞋匠冒犯了何伟，并喊出“涪陵根本不需要外国人”。这次冲突对何伟冲击很大，即便所有其他在场的中国人都站在何伟的一边，他仍然在反思自己的问题。
他说
“在这样的地方过日子，其中的陌生和压力注定会改变你，而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变得坚如磐石了。实际上，我也不敢完全肯定他说的就是一句错话：也许涪陵人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助长了这样的外国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病之人。”
而对于不同的意见和作为，他保持了足够的尊重，他试图隐忍而克制地去描述这些不同，并以真诚和同情的态度试图去理解这些差异的原因。
教学中，学生和何伟对于进步和现代化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何伟对印第安平原生活的理想看法是保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但学生们一致认为应该帮助印第安人实现“现代化”。
他说“不过，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大都是上一代才脱离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我觉得是自由和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苦难和无知。”在这一点上，何伟的同情之理解比今天许多国人做得更宽容。
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地域性歧视在中国并不少见，而其他地区的人说出对于四川人的偏见时，作为外国人的他在书中做了极有力量的正面辩护。
“对于任何一个勤劳而果敢的流动人员而言，都可能有人用类似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去描述他们。这样的话语——简单地说，根本不能——阻挡四川人的脚步，恰如它无法阻挡任何来自逆境的人的脚步。”
何伟——这位文学硕士，在这片因为生活过于艰辛而显得苍凉大地上，在最后一章，写下了自己两年从文学出发的一点点愿望：
“我希望他们会把这一点点东西藏在记忆的深处，并从那质朴的美感中找寻到一点永恒的真实。这就是我对文学的信念：真实是永恒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
“无言而又刚毅”
这里变革过于迅速、生活太过艰辛，生命总是显得那么不堪一击，短短两年的时间，何伟也目睹数次这样的悲伤。
而一如往常，他身边中国人的悲伤总是那么以无力的方式表达，他们“显得无言而又刚毅。这样的无助和刚毅糅合成一体，其中的辛酸让我感到十分难过。”
即便是江边船上，最后的告别，也显得隐忍而含蓄。
“中国人的道别从来就没让人自在过——没有拥抱、寥寥数语、强忍眼泪。我们跟大家生硬地握了握手，然后就上了趸船。”
何伟向江水告了别。
“我跟长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我有时候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他说：
“我在涪陵花了更多的时间才看清了生活的这一面，因为我这个外国人一开始就被排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当这样的距离不复存在的时候，问题反而更难应对。这样的情形有如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脸，却突然间发现一生的忧伤其实都凝聚在了嘴角边。”